一个时代的文学要创新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浇灌和滋养。中国作家将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创造“泉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断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丰富蕴藏，创造性转化成今天人民群众需要的精神食粮，努力以精品奉献人民，为筑就新的文艺高峰积蓄力量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中国文学和文化有源远流长的传统。传统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存在，还是作为一种精神血脉，都是割舍不断的。事实证明，它不但是现当代文学革新的资源宝库，也是现当代文学革新的内在推动力量。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文学在不同时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取得不少成就，为今后文学艺术发展提供经验和启示。

　　新的“人民文艺”创造一种新的“民族形式”

　　现代以来，对新“民族形式”的追求源于20世纪40年代根据地、解放区时期，成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许多作家探索结合我国“具体特点”赋予“一定的民族形式”，抗战时期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把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包括对旧形式的改造和利用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按照毛泽东同志指引的文艺方向，文艺工作者不但深入民间，充分挖掘和利用具有深厚传统的民间资源，如秧歌、民歌、戏曲、鼓书、评弹等，创造新歌剧、民歌体叙事诗和板话体小说等新的文艺形式，同时也反观古代文学传统，把宋元以后在民间说话基础上兴起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章回体小说，改造成歌颂抗日英雄的“革命英雄传奇”，开创“革命英雄传奇”的创作风气。

　　这一面向民间传统的文艺创作思路，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工作者所继承和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改造民间形式的长篇叙事诗、新歌剧创作蔚为大观，出现如阮章竞的民歌体叙事诗《漳河水》、乔林的民歌体叙事诗《白兰花》、李季的鼓书体叙事诗《杨高传》、郭小川的词曲体叙事诗《将军三部曲》、闻捷融合边疆少数民族民歌风格的叙事诗《复仇的火焰》，以及《刘胡兰》《洪湖赤卫队》《刘三姐》《江姐》《红珊瑚》《红霞》等一大批新歌剧作品，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流行于根据地、解放区时期的“革命英雄传奇”，在这期间也形成兼有“革命历史演义”和“革命英雄传奇”两种元素的文学创作潮流，出现如《红旗谱》《播火记》《青春之歌》《三家巷》《苦斗》《六十年的变迁》《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城春秋》《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红日》《红岩》等代表作品，把这股创作潮流推上一个新的高度。当然，它们也融汇了现实主义传统和其他元素。与此同时，对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发掘整理和在此基础上的再创造，也取得前所未有的佳绩，出现如《阿诗玛》《百鸟衣》《孔雀》《格萨尔》《嘎达梅林》等文艺精品。李季和赵树理等作家在根据地、解放区创造的成功经验，也被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作家学习和效仿，成为他们借鉴的榜样。

　　这一切旨在为五四以后的新文艺，尤其是孕育于根据地、解放区，成长于新中国的新的“人民文艺”创造一种新的“民族形式”。所遵循的是“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原则，奉行的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标准，大量取用民间文艺资源，包括起于民间的古代白话文学资源。这期间，根据地、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工作者，在创造性转化民间传统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所取得的经验，值得今天文艺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以文化自信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小说的诗化、散文化特别是汪曾祺、铁凝等人的诗化、散文化小说，进一步传承转化中国古代诗文传统，是这期间文学革新的重要表现。80年代中期的“文学寻根”，则把目光投向传统的文化思想和民俗民间文化，冯骥才、邓友梅、韩少功、阿城、王安忆、贾平凹、李杭育、郑万隆和乌热尔图、扎西达娃等的创作，多从传统人文思想和民俗民间文化立意取材。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文学界渐成一种创作趋势。这种创作趋势综合以往文化和文学指向，关注的对象更加全面，切入传统的层次更加深入。

　　其一是面向整体的优秀文学传统。如前所述，20世纪40年代后一个时期的文学对民间文学传统或白话文学传统有所侧重，这一次则同时兼顾“文人”的或曰文言的文学传统。一些作家对中国古代话本小说传统情有独钟。另一些作家则同时兼顾文人创作的“世情小说”传统。与文人小说同属“散体文字”的文言笔记，近40年来一直受到作家青睐，继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新笔记小说”创作之后，这种由中国古代笔记文体转化而来的“新笔记小说”，更被有些作家由短篇小品创造性发展成长篇巨制，如叶广芩的笔记体长篇小说《青木川》等。